三次按下“复工键”的背后

　　从武汉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看疫情下的产业链

　　穆大川又听到了生产线启动的声音，但并没有久违的感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所在的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博世华域”)，已经第三次按下“复工键”了。

 

　　前两次复工时，正值武汉疫情形势严峻，江西一家负压救护车企业急需转向机，作为其一级供应商的武汉博世华域，紧急开工生产。

　　疫情期间，湖北汽车产业“停摆”，1300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受到波及。但随着武汉重启汽车产业，穆大川也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复工。

　　从救人到自救，武汉博世华域三次启动生产线的经历，对疫情影响犹存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带来诸多启示。

　　为救人临危复工

　　疫情暴发后，适用于转运病患的负压救护车需求激增。作为国内最大的救护车生产企业，江铃集团从正月初一开始，就组织工人加班加点。

　　江铃集团旗下汽车公司采购工程师张戈盘点发现，零配件库存只够支撑300多辆成品车的生产，远远无法满足当时接到的上千辆订单。

　　正月初二，住在武汉市江夏区的刘漂觅，接到公司电话：“能否紧急组建一支队伍，赶到厂里复工？”

　　刘漂觅询问得知，需要为老客户江铃集团紧急生产救护车所需的转向机。

　　“武汉刚封城那会儿，我心里确实有些紧张。但在家里待了几天，就觉得有很多力气想使出来。”这位武汉博世华域的生产岛长当时想，“住在武汉的员工，听到有救护车的订单，还有些要送来支援武汉，应该都会出来复工吧。”

　　他很快发现，这个600多人的大厂，临时凑齐一条生产线所需的11名员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生产线上的员工大多20岁出头，独子居多。即便本人有返厂意愿，家人也难免顾虑重重。

　　临危复工，当时还在山东老家居家隔离的副厂长穆大川，坦言内心有巨大的压力，“那会儿江夏区没几家复工，如果我们有人确诊，就会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很可能封厂。”

　　由于管理层大多在外地家中隔离，家在武汉的人事经理刘蓓，也赶过来组织复工。

　　刘蓓居住的小区，当时已有26例确诊。她担心自己出门会被感染，就提前把女儿和老人安置在别处。

　　武汉博世华域有着中德合资背景，引用德方的精益生产方式，把生产区域分成6个岛屿。

　　刘漂觅负责的岛屿有74名员工，4条生产线，其中3条生产机械转向机，一条生产液压转向机。其他岛屿主要生产附加值更高的电动转向系统。

　　救护车使用液压转向机，属于公司的“小众”产品，销售额最多只占到2%。这条生产线日常配备11名员工，自动化程度低，更依赖熟练的人工操作。

　　考虑到封城后公共交通停运，刘漂觅计划从江夏本地员工中挑选11人。“先考虑技能水平，再选择有私家车的，或离我家近一点的，我可以负责接送。”

　　1月31日，刘漂觅组建完生产队伍，博世华域按下第一次“复工键”。短短3天时间，共生产1000件液压转向机，满足了江铃集团第一批救护车生产需求。

　　“多面手”挑起重任

　　2015年，上汽通用武汉基地一期项目，在江夏建成投产，与东风汽车产业集群隔江相望，武汉汽车产业版图跨过长江。

　　多家供应商紧随而至来到江夏，总部位于上海的博世华域也在其中。

　　公开资料显示，汽车是武汉第一大支柱产业，产量在2018年就突破170万辆，目前已经形成江夏区、经济开发区和汉南区“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

　　受疫情影响，武汉汽车产业陷入“停摆”，国内甚至全球产业链受到冲击。

　　疫情下复工，首先得有人。对于部分生产线自动化较低的制造业企业来说，重要技能岗位的员工一旦缺席，就会导致生产中断。

　　班长阮应顺，在企业首次复工时就充当“救火队员”，补上了应急生产线上的空缺。

　　这位土生土长的江夏人，中专学了汽车维修。

　　“以前，在江夏看到的几乎都是农田和鱼虾养殖场。那几年，汽车厂子开始多起来，外地打工的朋友陆续回来上班了。”阮应顺说。

　　从每一道工序到整条生产线，再到整个岛屿的所有工序，有专业又好学的阮应顺，成了一名具备通岗操作的“多面手”。

　　刘漂觅介绍说，这个岛屿20%的员工具备通岗能力，60%-70%的员工可以操作多岗，“遇到疫情这种特殊情况，生产线重启就能快速反应。”

　　在穆大川看来，在这种突发情况下，公司管理水平、企业文化和凝聚力，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订单压力层层传导

　　疫情的持续时间超出张戈的想象。救护车的订单持续增加，转向机等零部件继续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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