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打着科学旗号的研学旅行，要么‘有旅无学’‘只学不旅’，要么‘学旅脱钩’，理念偏颇、误区甚多，可以说是野蛮生长、鱼龙混杂!”在9月18日举行的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科学教育与人类未来”专题论坛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直言当下科学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乱象。

　　科学教育，事关一个国家的公民科学素质，而后者又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文明程度。9月17日发布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2018年)》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了快速提升阶段，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8.47%，比2005年的1.6%提高了4.3倍。

　　不过这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这次大会上提到，我国科学素质发展还不平衡，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比如面向农民、城镇新居民、边缘化民族地区的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工程依然薄弱，特别是青少年科技教育还需加强。

　　以研学旅行为代表的科学教育活动应运而生。按照郭传杰的说法，当前，研学旅行呈井喷之势。2017年被称为研学元年，研学旅行市场规模快速增至425万人次。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未来3～5年中国研学旅行市场规模将超千亿元。

　　然而，社会需求旺盛的背后却是，科研机构准备不足，一些研学旅游缺乏导师、教材、教学体系，“这造成的后果是：降低学生科学教育质量、浪费高端科学资源、扰乱考研秩序!”郭传杰说。

　　在大会上，杜占元也痛斥当前科学素质教育培训中的问题。其一是功利因素，常说的学以致用，目的是提高教育的实践功能。而一些社会团体，甚至一些机关学校，热衷于教育的功利因素，导致量化偏向，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科学普及的教育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其二是观念误区。杜占元说，一些人认为科学素质教育，主要是中小学生的科普教育，缺乏含金量。在许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或者高级机构里得不到重视，影响到科学精神的发扬。

　　中国科学院新闻发言人、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对此感同身受，他所专注的科学教育工作就是致力于培养面向21世纪，具有公共服务精神、勇于承担责任、善于解决问题的合格公民，培养具备科学探究能力、实践能力的未来科学家。

　　然而在他看来，一方面，当前的科学教育理论研究缺乏，知识化倾向严重。另一方面，科学教育的信息化滞后，资源共享困难，资源闲置现象严重。

　　周德进告诉记者，既做科研工作的国家队，也做科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推动者;既通过科研人员的身体力行，也通过智库报告建言献策，成了中科院这支科研国家队的一个选择。

　　一个紧接着的问题是，国家最高自然科学机构里的高端科学资源，一定是优质的科学教育资源吗?

　　“可以是，但不一定是!”郭传杰说。看热闹、走过场——在科学教育实践中，成了一个频频出现的现实问题。

　　在他看来，年轻一代的科学素养，必须在“科学的现场环境”中得以提升：大漠、草地、冰川等是孩子的梦幻之地，激发好奇心;自然教育是让青少年亲近自然、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是磨练学生坚韧毅力的理想场所;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可培育学生整体的自然观、科学观，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要认识到科学资源不能直接等同于教育资源，必须进行重构、降阶，这是一个架桥接轨的过程，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郭传杰说。

　　让周德进欣慰的是，当前，各国出台科学教育相关政策，愈加强调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比如，去年我国教育部出台《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其中提到“小学科学教育对从小激发和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此前也对科学课程进行了修订，将科学实践纳入重要概念领域。

　　另一个让周德进有底气的是，科学教育战线聚集了一批老科学家。

　　20年前，由我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王绶琯院士发起、61名科学家联名倡议的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专门针对有志于科学且已显露科学禀赋的优秀高中学生，开展以“科研实践”为主的“科普+教育”的实验。

　　外界很难想象，这样一项科普活动，竟先后吸引了约210位院士参与。周德进告诉记者，至今，已有400多名俱乐部学员被海外名校录取，有5名学员从世界名校毕业后，以人才引进的形式进入中科院工作。

　　“这就是科学教育最为直观的结果。虽然很难，但值得做!” 周德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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