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正在放映，黑漆漆的影厅里，有人戴着墨镜，有人抱着铁棍。棍尖裹上黑色胶布，棍身漆成白色，反射出荧幕的色彩。几只拉布拉多犬趴在主人身边，枪声和爆炸声都不能惊动它们。

　　仔细看，影厅里还有不少特殊的布置：右后方分散放着三个手持音箱，前排一个座位前摆了一张小方桌，台灯照亮了铺在上面的笔记。讲述人王伟力侧身伏在桌前，手持麦克风轻声说着荧幕上的画面。

　　“镜头一转，日军有骑马的，也有步兵排好了队伍，他们要准备进攻了……”他的声音从后方的音响传出，与扑面而来的枪声融为一体。观众们闭着眼歪在椅背上，放映室里射出的光柱色彩变幻。

　　62岁的王伟力给盲人朋友放了十几年电影。如何讲出镜头感、电影感、形象感，让盲人产生心理视觉，他也钻研了十几年。他把这看作是帮助盲人融入社会的一味关键药方。

　　但今天，他更关注问题的另一面，怎样才能让全社会都知道，如何与盲人打交道？

一位带导盲犬看电影的观众。图：宋承翰

　　《八佰》讲述之难：闭着眼睛听基本就是“外语”片

　　荧幕上苏州河北岸一片肃杀，南岸灯火通明，但观众们看不到导演管虎花大价钱构筑的色彩。很多时候，电影是为王伟力一人而放。

　　《八佰》描绘了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群像，近有“德械师”的精英士兵，远有苏州河对岸的围观百姓，不少观众只是看个“脸熟”，记不住人名，也搞不清人物关系。而对只能靠声音特征辨别人物的盲人观众来说，挑战就更大了。

　　压力留给了王伟力，他要在切换镜头的间隙，迅速组织语言， 将画面和台词转化为可感的解说词。

　　把一部电影讲述得盲人也能“看懂”并不容易，在他16年的经验中，《八佰》是讲述难度最大的电影之一。“一看电影我就有点发怵，因为方言太多了，如果闭着眼睛，基本上就是‘外语’片。”王伟力说。

　　在《八佰》中，上海话、四川话、山东话、河南话、湖北话，天南地北的方言贯穿全片。心目影院的老观众肖爷爷也有这样的感受，“有一些方言我们听不懂，好歹王伟力老师给翻译过来了。”

　　战争片的剪辑节奏本来就快，影片时长压缩后，留给王伟力复述台词、翻译方言、描述画面的时间更为有限。好多次，话还没讲完电影就“镜头一转”。

　　为了讲好这部电影，王伟力4天里刷了5遍《八佰》。第一遍时，王伟力走马观花尝试找到对这部电影和画面的理解。他也在关注电影哪里交代的不清楚，叙事中的模糊点等。

　　“不同的导演会用不同的视觉语言拼凑画面，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第一遍主要是先去熟悉电影，找到误解点。”他解释。

　　重刷第二遍之前，王伟力对照影评和剧透，把“搞不懂的点都弄出来”，再到电影中找答案。随后的几遍，王伟力要尽量熟悉到“下个镜头都非常清楚”的程度，做好讲解语言的准备。

　　“反复看，琢磨导演这一段说的是什么意思，整体上体现的是什么。”电影讲述是一个凝练和选择的过程，很多场景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但讲述者必须用一句话说清楚。

　　坐在电影院放映厅里，王伟力一遍遍认人脸、理剧情。他也有累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就眯瞪（意为小睡）过去了。

　　声音与触摸：为盲人还原世界的模样

　　每周六是心目影院的放映日，这是王伟力和夫人郑晓洁成立的一家专为盲人放电影的机构。被疫情隔绝在家，心目影院的线下放映一度停摆。9月5日放映《八佰》这天，是心目影院疫情后的首次线下公开放映，也是机构的第900场电影。

　　早上8点多，王伟力和郑晓洁就赶到了正阳门外的保利国际影城，志愿者也陆续到了影院。王伟力习惯自己布置场地，电影院有完备的音响系统，但缺少关键的“讲述音箱”。

　　在电影中，声效是临场感的重要来源。租界里的戏声、哨声、卖报声，四行仓库外铁板撞到墙上的声音，风吹开旗子的声音……“对于盲人而言，越好的声音呈现，才能越对得起他的耳朵，这是他们基本需求的特点。”王伟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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