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4月后，很多迹象表明，武汉已经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机械钻头的“哒哒哒哒”的声在深夜的街头重新响起；扛着麻袋的务工者，陆续从汉口火车站走出来去坐公交车；摩的师傅已经开始在街边寻客，环卫工人又在除路边野蛮生长的杂草。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里，血液加速流动。

　　但在雷神山医院，垃圾焚烧炉里不时冒起的黑烟，还提醒着人们，这场“战役”，仍在继续。

 

　　污染区仍然在有医疗垃圾装进黄色的袋子被送出来；病区外的安保人员还捂着白色防护服；接送医护人员的公交车一直去去来来；送餐的司机一如既往每天把四菜一汤、米饭、蒸蛋等送到医院门口，有时候还有苹果。

　　这个曾由1.5万名工人用10余天时间建立起来的“临时战壕”，高峰时曾有1200余名患者同时住院，3000余名医护人员守在此地。在4月5日，送13名患者出院后，这里只剩下47名病人，其中重症及危重症超过半数。

　　但医院仍然24小时不停歇地有序地运转着，500余名医护人员还在，厨师、警察还在，司机、保洁、安保、维保还在。所有人都是这里的临时工。他们在等一个“零”。

　　啃完这块硬骨头

　　4月5日，又有病区的房门被贴上了封条。

　　第二天，在这里与病毒斗了47天的上海医疗队回了上海。雷神山医院里，只剩下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广东省援鄂医疗队、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据守此地的一个ICU病区与一个普通病区。

　　最近，从广东来的医疗队队员们总想打听“小道消息”，“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他们在武汉已经待了50余天，其中不少人从没离开家这么久过。

　　作为队长，程远雄给不了队员们答案，只是安抚队员：“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听从安排。”他是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第二批赴湖北支援的队长，曾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跟钟南山院士攻读博士学位。2月21日，他所在的医疗队到达武汉后，接管过武汉市协和医院西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病区。3月9日，他们在中南医院接管的病区病人“清零”后，又来接管雷神山医院A区的ICU病区。

　　截至4月7日，这个ICU病区里的病人还剩下20个，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一块儿必须要啃完的“硬骨头”。躺在床上的重症/危重症病人，随时可能有风险。有危重病人还上着ECMO，有肾功能障碍的病人，还需要同时进行肾透析。即便病房外，人们在送别其他医疗队，他们也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有一些可能新冠肺炎病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还需要治基础性的疾病。”程远雄告诉记者，他最担心的一个病人，已经在ICU里住了一个多月，“他现在已经没有意识了”。他不敢确定这个病人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项辉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虽然整体上病人在减少，但在他负责的一个ICU病房里还有13个病人，这里自开始接收病人以来，几乎一直处于满员的状态。其中让他最紧张的是，一位上了快一个月ECMO的病人。

　　“病人67岁，基础病还比较多。”项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让他感到紧张，他们必须盯着这个老人，花费的精力比插管多两至三倍。“到目前为止，没有脱离生命危险。”老人肺部的病变造成的损害，还没有明显的好转，还不知道何时有机会撤ECMO。

　　ICU病房之外，普通病区还有6名新冠肺炎患者合并尿毒症，需要进行血液透析。血透工作由武汉血透小分队负责。

　　死亡的阴影，还会威胁他们。项辉记得，3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他眼睁睁看着一个50多岁的病人走了。“我们都尽力了，只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项辉有时仍会感到无力。

　　在ICU病区外值班的一名志愿者记得，3月底以来，殡仪馆的车来得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武汉每天仍有新增死亡病例，从4月1日至4月6日，共新增18例死亡病例。那些病人最终没能够等到武汉解封。

　　风险和任务一直都在

　　继续留在ICU就意味着要持续面对风险。这里有人会恳请医生，“给点药让我不痛不难受”；有的人因拒绝治疗咬医护人员手指，还有人扯护士的防护服，差点儿把护士的手踢到床帮子上。

　　病人郑应中，是ICU里风险状态的见证者。有一天晚上，他亲眼看到一个病人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拔掉了身上的留置针，推倒医疗器械。医护人员要去抓他，但抓不住。

　　郑应中记得那时候接近凌晨3点，病房里医护人员并不多。郑应中想过去帮忙，但刚从床上爬起来，就感觉没了力气。后来6个医护人员一起，安抚住那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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