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是中日友好医院(以下简称“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詹庆元援助武汉的第47天。随着疫情形势的日趋明朗，大量医务人员开始陆续撤离武汉，然而詹庆元在武汉的援助工作依旧繁忙。当天晚上9点半，他在结束一个半小时的网络查房之后，终于有时间接受采访。采访结束后，他还要与患者家属沟通病情。  

　　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团队在武汉的援助任务，是整建制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一个重症病区，詹庆元是团队临床工作负责人。抵达武汉后，詹庆元及其团队共收治了72位危重症患者，除了援助早期有3名患者去世以外，截至3月18日，共成功转出56位患者至普通病房，占收治总人数的八成左右。詹庆元说，他对这样的救治结果还算满意。

　　大约10天前，詹庆元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感慨：“武汉，寒冷的冬天已过去，温暖、美好的春天正在向我们走来。”也大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负责的病房几乎没再转入新的患者。

　　把能做的准备都做好

　　早在1月中旬，詹庆元便开始和武汉的一些同行交流疫情情况，他发现众多医院人满为患。詹庆元当时就觉得武汉他肯定得去，个人心理上的准备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后来，接到了援助通知后，王辰院士给詹庆元打电话，告诉他援助武汉需要从抢救危重症患者的角度准备，包括人员调配、设备配置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方案。

　　2月1日，詹庆元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及其相关科室的医生、呼吸治疗师、护士等一支完整的团队来到武汉。随后，中日医院的大量医用设备也驰援武汉，其中包括3台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一批重要的监测和呼吸支持设备，总价值约1500万元。詹庆元的同事们开玩笑说：“把重型武器都搬过来了。”

　　然而，人员和设备的到位在詹庆元看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流程不顺畅，这些前期准备的作用都无法发挥出来。他解释说：“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需要每一个救治环节都衔接得很好，这些工作平时很容易，但是在一个临时改建的陌生医院病房，应对的是未知传染病，要把工作流程做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那个时候天天晚上开会讨论如何完善流程。”

　　詹庆元回忆说，比如在援助早期，麻醉医生特别少，在给患者做气管插管时，和麻醉医生的工作对接有些问题，间接导致团队救治患者的工作流程不顺畅。

　　为此，詹庆元及其团队后期做了改进工作：第一，把麻醉时需要的气管插管设备及防护设备提前准备好，放在患者床头；第二，针对那些可能会进行气管插管的患者，提前和家属签好知情同意书，“不要等到该插管的时候再去签，那就晚了”；第三，提前通知麻醉医生；第四，气管插管更积极，不能等患者病情十分危重时再插。后来，气管插管的患者基本上都抢救回来了。

　　2月17日，詹庆元团队和同济医院心脏科团队合作，抢救一名两次大面积心梗同时合并新冠肺炎的危重症患者时，同济医院医生感慨：“你们的东西怎么准备这么全啊。”詹庆元说：“几乎对方需要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准备了。”

　　詹庆元觉得这也和团队平时的积累和训练有关系。中日医院平均每年要用100多台ECMO，ECMO相关操作基本上属于常规工作。

　　詹庆元介绍，当时，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已经从空间布局上做了很大的改造，援助团队到来以后，主要是对重症病区的通风装置进行了升级。此外，将病区分为三部分，绿区是进行了气管插管、无创通气等支持的最危重的患者，红区和蓝区位于绿区两边，用来安置相对较轻的患者，医护人员对应3个治疗区域分成3个治疗组，救治效率得以保证。

　　目前，中日友好医院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的团队大约有120人，詹庆元觉得这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团队，因为病区收治的患者常常是危重症患者，导致团队工作压力非常大，“但是团队从来不拒绝这些患者，甚至主动要求收治。在非常规情况下，我们也保证了平时治疗的水准，并没有因为患者传染性强、病房临时组建等原因让救治打折扣。真的像打仗一样，一旦你发了命令，团队就会无条件去执行。”

　　狡猾的病毒需要一支更专业的队伍来应对

　　詹庆元长年从事重症肺炎等呼吸危重症患者的临床救治工作，曾主持撰写国内多个治疗重症呼吸衰竭的临床应用指南。然而，他也坦言，这次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与他以往接触的病例都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单从病毒本身来说，早期诊断很困难，很多患者在发病早期几乎没什么症状，病毒“非常非常的狡猾”。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