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一项针对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最新调研发现：高额的补课费用，成为辽宁普通市民家庭的最大支出。当地媒体在调研中也发现，在沈阳等城市，不少家庭用于课外培训、补课的费用，高达5万元以上。仅一门英语就高达12000-15000元，几乎是家家都给孩子补习，少则三项，多则五六项。

　　家庭的补课负担，背后是学生的课业负担。问题的表现、成因、危害以及对策，全国“同一题”，年年讲、人人讲，而问题却在原地踏足踏。为什么此题无解?因为补课现象背后有着两大“闭环”。

　　一是，要抑制家长、学生的补课冲动，就要改变现行招生考试制度，改变单一的分数评价。而增加主观评价指标，制度执行可能变形走样，利益寻租可能潜滋暗长，底层学生家长更加难以消除公平焦虑。所以，“唯分是举”是教育部门目前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借助补课“加分”又是家长和学生应对考试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二是，学生课业减负，更多减的是完成课业的时间，而不是课程内容的负担。一些学有压力的孩子就要设法寻求课后或课外的“补差”，学有余力的孩子在家长功利心态的绑架下，又要忙于“提优”。校内不给补，校外有课补，孩子们自然要涌向围墙之外的培训机构。进一步说，校内校外都不让补，孩子放学、放假后可以去哪里?尤其是低年级孩子，家长不可能在家陪伴，出于安全、社交等考虑，也要选择补课。

　　两个“补课闭环”，忙煞家长，跑累学生，当然，乐坏了校外培训机构。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各地都在严查校外培训机构“强化应试、超标教学、超前教学”的行为，而家庭承受的补课负担，事实上未减反增。因为一些培训班、一些培训课程被叫停，而家长的补课诉求并未得到合理回应和排解，他们只能自行团课，自行租房，小班化教学，隐蔽化运行。有条件的城市家庭则把孩子送到查控补课相对宽松的郊外名校寄读。相比之前一公里之内的校外培训，家长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有明显增加。

　　为什么“按下葫芦浮起瓢”?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发现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忽视了问题的源头，恰恰是他们的制度设计。头痛医脚，避重就轻，问题怎能求得正解?高考、中考制度难以一步推进多元评价、综合评价，但是，减负也还是有一定操作空间。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建议，应当鼓励和支持广大中小学校，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在学生家长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广大家长的诉求，允许学生在校上晚自习，允许家长委员会聘请教师为学生答疑，自愿缴纳必要费用。——校内补课问题，不能“一刀切”，可以“切一刀”，因为学生的课后时间安排，校内不有效利用，校外就必然强势占领。

　　而课业负担乃至许多教育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教育问题。现在的中小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因为家长都有“输不起”的心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而过度关注，过分焦虑，又伴生“等不及”“坐不住”的状态。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迫使一些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夹塞”“抢跑”。更堪忧虑的是，当下教育问题的普遍存在，又在制造新的“闭环”。二孩政策放开后，好多育龄夫妇选择不生，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孩子的教育，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难以承受。一个孩子读书，已经让他们忙得鸡飞狗跳、累得心惊肉跳，还敢再生吗?而面对一个孩子，“输不起”的意念又时时激活他们“抢跑”的冲动。

　　考量家庭富足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如果计算家庭的教育支出呢?表面上看，教育支出越大，家庭应该越富有，而事实上，在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其他各大类消费支出的增速都明显趋缓。这就意味着，教育消费的过分扩大，可能会对我国居民的其他消费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难以拉动内需。

　　教育的问题，不只是教育问题，可能是经济问题，可能是社会问题。有识之士指出，教育的本质在教育之外，要揭示和解决教育的本质，不仅仅要在教育子系统中去寻求答案和解决办法，更要在与教育子系统密切相关的文化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特别是在对教育子系统具有更大约束力的社会、行政等更大的系统中寻求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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